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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国维:自杀的理由

2000-04-12 来源:中华读书报 干春松 我有话说

王国维(1877~1927),字静安,号观堂,浙江海宁人,他可以算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最杰出的学者。在文、史、哲诸方面都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。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认为“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”(《热风·不懂的音译》)。陈寅恪先生认为王国维的学术成就“几若无涯岸之可望、辙迹之可寻”。他从三方面总结了王国维的学术内容和治学方法,即“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”、“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”、“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”。并认为据此在考古、上古史、边疆史地、文艺评论等许多方面取得的成就“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,而示来者以轨则”(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)。

然而,除了其难以企及的学术成就外,王国维的自杀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,70年来,对于其自杀的原因,聚讼纷纭,已成学界公案。

据王国维的学生柏生的回忆,在自杀前一天,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因为考试结束,行将放假而公宴诸导师,席间王国维先生还兴致很高地与他们谈论有关蒙古的杂事,当天晚上,他还与谢国桢去王家问阴阳五行的起源等问题。自杀的那天上午,王国维先生还到学校,让校工去他家取成绩稿本,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谈论下学期的招生事宜,时间甚久,后又向侯借大洋两元,因侯当时没现洋,故借给他五元钞票,王国维随即雇车去颐和园,据园丁回忆,王进园后,先在石舫前木坐许久,后步入鱼藻轩,吸纸烟,旋即跳湖。从跳湖到得救,其间不到两分钟,甚至连里衣都没湿,但已无呼吸,一代学者杳若黄鹤西去。(可参见《记王静安先生自沉始末》,《国学学报·王静安先生专号》)

王国维的自杀,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,一方面,已被冯玉祥赶到天津的逊帝溥仪下诏封王国维为忠悫公;而海内外学术界也纷纷举行纪念活动,仅出版的纪念专号就有四辑,与前一年另一位学界巨子俞樾离世时的寥落适成对比。

但王国维正当盛年,在学术研究如日中天之时,遽尔自沉,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,至今仍未能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,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,既有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王国维自身矛盾的性格的因素,也有分析者的立场和意识形态的纠缠,因此,回顾各种对于王国维自杀原因的分析,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。

[一]殉清说。对于王国维的死因,影响最大、流传最广的要数殉清说,其最主要的理由有两条:

其一是辛亥革命后,他随罗振玉东渡日本,成了所谓“胜朝遗老”,而且至老也没有剪掉作为时代象征的辫子。1923年,受废帝溥仪征召出任南书房行走(五品),自杀前还托罗振玉将“论政事疏”转交给溥仪,表明心迹。而溥仪正是读了王国维的疏论后,感到“孤忠耿耿,深恻朕怀”就加封论赏的。当时的一些遗老因此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。《清史稿》还为他立了个“忠义传”。而激进的思想家们则指责王国维保皇,为满清完节。现代学者陈元晖也认为“王国维是保皇派,他终其一生都是尽忠于清朝皇帝的,……对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局,他不敢设想,最后只能用自杀来结束他的一生。”(《王国维的美学思想》,《哲学研究》1980年第5期)但是,“论政事疏”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,王国维的弟子赵万里认为此遗折乃是罗振玉伪造;且遗书中并无一语涉及清王朝及溥仪。也无关于遗折的交代。后来,溥仪在他的回忆录《我的前半生》中说“这其实只是罗振玉的文章,而我在不知不觉中,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。……其实那个表现着‘孤忠耿耿’的遗折,却是假的,它的编造者正是要和死者‘九泉相见’的罗振玉。”不过,也有人认为王国维上遗折之事“当属事信”(参见叶嘉莹《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》注26)。依笔者之见,溥仪之回忆录有一种彻底悔过的倾向,故对于早期活动包括伪满时期的描写显然并不能称为信史,且他也并无确凿证据证明遗折系罗伪造。

其二是遗书。王国维死后,人们从他的衣物中发现他留给其儿子王贞明的遗书,上书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。经此事变,义无再辱!我死后,当草草棺殓,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。……书籍可托陈(寅恪)、吴(宓)二先生处理”。早在1924年11月,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时,王国维就有自杀的意图,只是家人严加看护,才未能得逞。1927年北伐军挥师北上,湖南军政府把叶德辉给枪毙了,同时浙江军政府也籍没了章太炎的家产,这使王国维受到巨大的刺激。为了避免再次受辱,按“君辱臣死”的古训,便不如一死了之。很多人对遗书能否成为殉清之理由存在疑问,因为王国维并没有叶德辉在湖南组织筹安会这样的劣迹,也不曾发表过鼓吹复辟的言论,更没有参与复辟的活动,当溥仪决心依靠日本,以天津为基地进行复辟活动时,王国维已到清华研究院当教援去了,按一些人的说法是“食了周粟”了。王国维仅仅是留了一条辫子、做过清室的官而已,王国维更多的可能是恐惧,深恐自己也遭受屈辱,故而有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。经此事变,义无再辱”之绝笔。但遗书中只交待家事及书籍之安排,丝毫没涉及清帝及东躲西避的朝廷,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篇遗书看作是一种内心的恐惧,而明确的价值指向,或未可知。

[二]殉文化信念说。陈寅恪先生认为这种把将王国维之自杀归结于殉清的说法是“局于一时间一地域”,并没有了解其平生的志向,他说: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,为此文化所化之人,必感苦艰;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,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;迨既达极深之度,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。……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;劫尽变穷,则此文化精神凝集之人,安得不与之共命运而同尽,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,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。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,皆不足置辩,故亦不之及云。”(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)梁启超在王国维墓前的演讲中称王国维的自杀“完全代表中国学者‘不降其志,不辱其生’的精神”,不能把自杀看成是一种怯懦的行为。虽然梁启超用伯夷、叔齐来比照王国维,容易为持“殉清说”者利用,但客观地说,他的说法接近于陈说。

但这种说法也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,即使按陈寅恪先生所言王国维所殉为抽象之理念,但陈又言,这抽象之理念不能不有所依附,正是在这种依附中,“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;……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”,缘何王国维不能将溥仪视为以康熙呢?

[三]罗振玉逼迫说。王国维和罗振玉之间的关系,实在非同一般。王国维青年时,就不满于科举贴括之学,以至于在参加科举考试时“不终场而归”,向往新学,却因“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”。1898年,王国维来到上海,在《时务报》任书记校雠工作,并为馆主汪康年司笔札。业余时间去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学习。罗振玉慧眼识才,在各方面提携奖进,甚至资助他去日本留学。从此王国维便处处跟随罗振玉,罗办杂志,王国维便替他做编辑和翻译,罗奉调到北京,任职学部,王国维也随之赴京,在罗身边任职。辛亥革命后,罗携家眷去日本,王国维也举家搬到日本,后罗振玉定居天津,罗又给王国维弄了个“南书房行走”。罗“奉旨入值南斋”,王国维又帮他整理皇宫内府的文物书籍,王国维的兴趣和研究重心从哲学、文学转向甲骨文、边疆史地、敦煌学,除了自身的原因外,与罗掌握大量的新发现,而他又帮助罗整理考证有关,这一点可从他《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》一文中得到证据。对于这种带有依附色彩的关系,王国维一方面有一种报恩思想,同时也感到屈辱,觉得是“为生活故而治他人事”。尽管罗、王两家后来有了姻亲关系,王国维内心之不平衡依旧存在,罗、王之间关系的破裂显然也有这种心理背景的影响。到目前为止,持因逼迫而致王自杀说的理由主要有两个。其一是逼债,据郭沫若说:“据说他并不是忠于前朝,而是别有死因的……据他的死,实际上是受了罗振玉的逼迫。详细的情形虽然不十分知道,大体的经过是这样的,罗在天津开书店,王氏之子参与其事,大折其本。罗竟大不满于王,王之媳乃罗之女,竟因而大归。这很伤了王国维的情谊,所以逼得他走上了自杀的路。”(《鲁迅与王国维》,《历史人物》)此外,溥仪提供了另一个传说,说的是清帝内务府大臣绍英托王国维代售一批字画。罗振玉得知后,从王国维手中把字画要了去,说可以替他卖,但卖后罗把所得的一千多元扣留,作为王应还罗的债务。致使王国维无法面对绍英的催促,因而自尽。(《我的前半生》202页)其二是罗在王丧子后,把新寡的女儿从王家接回,致使王国维感到很丢面子,与王国维交往近三十年的殷南说:“在去年秋天,既有长子之丧,又遭挚友之绝。愤世嫉俗,而有今日之自杀。”(《我所知道的王国维先生》,《国学学报·王静安先生专号》)不过这几条理由有很重的推测因素,因而无法将之作为确证。且罗振玉因出仕伪满、盗卖国宝,一直口碑很坏,史达在他所撰《王静安先生致死真因》一文中说:“罗振玉本是个假借学问而虚名来骗人的大滑头,他专以贩运中国古籍出洋及造作假古董弄钱为业。……这样的人,品节如何也就可揣而知,不幸王先生正在他做苏州师范学堂监督时去担任教课,于是被他拉拢着做他学问上的工具。”(《文学周报》五卷一至四期合订本)甚至认为王国维作了“遗老”也完全归罪于罗振玉,如顾颉刚说“罗氏喜欢矫情饰智,欺世盗名。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,他在这个环境之中,也就难以自脱,成了一个‘遗而不老’的遗老了。等到成了遗老,骑虎难下,为维持自己的面子起见,不得不硬挺到底了。”(《悼王静安先生》,《国学学报·王静安先生专号》)这或许就是陈寅恪所说的“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”。这些说法明显带有情绪性,因而不能算是持平之论,一方面完全抹煞了罗振玉对于王国维当初的帮助提携之功,同时也把王国维看成一个毫无主见的傀儡式的人物,显然是对王国维的内心世界缺乏深入的了解。王国维学术旨趣的转变,既有当时地下新发现的刺激,更是他“智与情兼胜的秉赋”和“追求理想的执著精神”内在原因的促成。(参见叶嘉莹《从性格与时代论王国维治学途径的转变》,《保守主义》,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,1982)王国维的学术研究虽贯通中西,但政治思想的保守性也很明显,他从根本上是反对革命的,他明确把孙中山、陈独秀比作洪秀全、杨秀清,其实学贯中西而又保皇,这在中国近代亦非个案,严复等人即是明显之旁证。

[四]性格悲剧说。王国维天性忧郁悲观,在《静安文集续编·自序》中,他说自己“体质羸弱,性复忧郁,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。自是始决定从事于哲学”。叔本华思想中的悲观色彩和天才观与王国维忧郁的性格深为契合,王国维一向自视甚高,以天才自况。王国维认为一般人的快乐与痛苦,仅仅是生活中之快乐与痛苦;而天才由于能洞见痛苦之根源,因而要承受更为深切的孤独和痛苦。而哲学并不能慰藉他的内心的矛盾,在《自序》二中,他说“余疲于哲学有日矣。哲学上之说,大都可爱者不可信,可信者不可爱。……知其可信而不能爱,觉其可爱而不能信,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,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,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。”但他又说“余之性质,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,欲为诗人则不苦感情寡而理情多。诗歌乎?哲学乎?他日以何者终吾身,所不敢知,抑在二者之间乎?”美术作为解脱人生痛苦之途径,但他智与情兼胜的内在冲突,难以使他找到一种“动态的平衡”。因此他悲叹人生如“辛苦钱塘江上水,日日西流,日日东趋海。”(《蝶恋花》)王国维35岁后,专力于经史、古文字的考证,期于远离现实,心远地自偏,有诗为证:“掩卷平生有百端,饱更忧患转冥顽,偶听啼?怨春残。坐觉无何消白日,更缘随例弄丹铅,闲愁无分况清欢。”(《浣溪沙》)“弄丹铅”即考证之事,能使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忘忧吗?这只能使王国维更加落落寡欢,少有朋友,王国维是个执著于理想之人,他向往一种无功利、纯粹的学问,因此他抨击康有为、魏源、严复以政治或功利为出发点的学术路径,更厌恶以学术求官,心中常有举世皆浊而我独清的遗世独立之感,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:“本可不死,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,亦不能屈服于社会,所以终究要自杀。”(《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》)

由于社会历史的急剧变化本世纪文化人之自杀,几乎都不能说是新闻。我们现在也很难真正了解其自杀的真正原因。因为死者已逝,令我感兴趣的还有对于自杀方式的选择,在缺水的北京,至少有梁济、王国维和老舍选择了投水自杀,其间的意义或只有他们知道。但在王国维本人而言,他并不将自杀看作是解脱的良方。他说:“解脱之道,存于出世,而不存于自杀。”(《红楼梦评论》)但他还是选择了自杀,必有其不可化解之症结。王国维生活于中国社会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,因此他的死既有复杂的社会背景,也有其曲折的人生经历的作用,但谚云:性格决定命运,综观上述四种理由,以私意度之,王国维之自杀最主要的应是其矛盾又忧郁之性格,而国民革命军对叶德辉等人的镇压是其触媒。他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自杀之原因时说:“自心理学上观之,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,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,而后出此也。”(《教育小言十则》)亦非自况乎?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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